对各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关系思考
时间:2020-04-02
对各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关系思考
和所有社会科学一样,公共关系学和围绕公共关系理论与现实的“概念家族”也在不断成长。由于“天然”指涉公共/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而现代社会的公共/公众利益又如此多元、多层、多变,因此围绕公共关系活动的理论探讨也是日久弥新的。当下,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但从公共关系研究角度而言,重大公共利益之中必有重量级公共关系活动。本文认为,既有的“国家公关”或“国际公关”等概念,已不能很好地概括诸如疫情期间的中美“病毒起源地问题”交锋、世界各国援助意大利和中国-塞尔维亚国家间关系互动等现象级事件,而是希望提出主权级公共关系(SovereignPublic Relations)概念规范下的一种新的公共关系研究领域。
 主权概念探索的先驱们
主权(Sovereignty),是一个富含政治哲学意味的词汇。自近现代民族国家孕育起,主权理论就一直在发展,最终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战胜了其他一切形式的政治主体,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学术界对主权的论证有其历史脉络,主要是从主权的绝对主义化到人民主权问题实质的辩论,如:
博丹(Jean Bodin,1529/1530-1596)由中世纪传统立场转变为绝对主义立场是在《国家六论》中初步完成的,主权的“绝对性、永久性、不可分割、立法权本位”体现了其现代性的内在品质。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绝对主权”论主要讨论了主权的“至高无上性、不可分割性、自然性、永恒性、吸附性和统一性”,并“包含相应的六条整体论证路线”。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732)所发展的主权学说被认为“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早年坚持一种“立法主权理论”,但在其晚年则提出了一套“人民主权理论”。法国大革命以后,由于不断受到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两种主要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古典主权学说分离为民族国家主权与宪政主权”,并延伸至卢梭及其思想影响下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洛克及其思想影响下的孟德斯鸠和美国联邦党人。其中,民族国家主权基本对应现代共和制国家,宪政主权则对君主制国家向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转型有巨大影响。
通过历史的纵向对比,主权和国家的结合的意义堪称是空前的,可以说,独立自主、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获得了解放之后,人类的近现代史才得以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意义上的主权级行动也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如外交事务和领事保护行动;国防动员和军事力量展示;主权基金博弈等等,甚至出现了一定条件下的国家让渡部分主权而形成超国家行为体,以换取资金、人员和技术自由流动的情形。本文认为,只有到了这个层面的公共关系活动,才可以被纳入到主权级公共关系的考虑范围。
 疫情之下的主权级力量动员及其公共关系效应
在平时,主权国家对主权级资源的认识和力量分配的大原则,可以通过宪法形式予以确定。国家法律中也可以确定各种紧急情况下的主权行动力情形,但是,新冠肺炎病毒实质上用“闪击战”的方式击穿了各国的“平时”状态,使得国家的主权级动员带有了“战时”意味,需要短时直线投送举国之力型的主权级资源,如医疗救护资源、公共安全资源和国防外交资源的全面紧急动员。然而,同样是主权国家,有些国家可以短时间直线投送防控力量实现精准防控;有些国家则需要“绕道”而行;更有些国家的主权集团认为自己不是国内“送货员”,是被迫调动资源防控疫情。本文认为,这对于从中央到疫情防控一线投递主权级资源距离较长的欧美国家而言,反而因难以实现“战时体制”的转换,主权级力量得不到精准投放而陷入医疗资源长期挤兑等疫情困境。而在因中国举国努力防控疫情而客观上给欧美国家提供“机会之窗”之时,个别西方国家展现出的幸灾乐祸、懈怠与傲慢只不过是具有新闻性的点缀,并不反应其内部深层次的治理结构问题,和由此造成的主权级力量动员有限性——很遗憾,“机会之窗”就这样关闭了。
但是,从2020年3月中下旬开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终于完成了主权级力量动员,开始真正从国家层面投入到战“疫”过程中,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直接进行军事动员并将国家的军事力量对内投放至疫情防控一线,这是任何国家在主权层面才能安排的事项。其引发的对内公共关系效应与中国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采用“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方式对武汉市进行援助是类似的。无论在韩国、伊朗、以色列还是意大利、美国,这种疫情之下的主权级力量动员带来的积极效应都是明显的。
 如何看待中美“病毒起源地问题”交锋等公共关系热点
中美对引发此次疫情的新冠肺炎病毒起源地问题交锋从一般的民间议论到正式摆到中美双边关系的议程中,经过了一段时间。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2020年3月12日,外交部新任发言人赵立坚在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上传了一段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承认有部分美国流感患者所患疾病实际上为新冠肺炎的视频,同时表示“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现行”,要求美方解释美国零号病人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并要求美方透明、公开数据,并称病毒可能是美军带入中国武汉。这一事件在国际舆论场合形成了广泛争议,后续包括美国总统开始使用歧视性用语指代“新冠病毒”和3月23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媒采访的回应,使新冠肺炎病毒起源地问题之争,在主权级公共关系的层面进行了多个回合。但正如崔天凯大使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最终要找到答案,揭开病毒的来源,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进行揣测的,因为这样的臆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非常有害。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科学家来完成他们的专业工作、并最终告诉我们答案呢?”也就是说,仍需要时间解决问题,而不是匆忙下定论。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主权级公共关系交锋尚未完结,但这一事件体现出的主权级公共关系事务(Sovereign Public Relations Affairs)的本质,对我们研究一般国际公关事件会何以上升至主权级公共关系事务层面,提供了样本。因为无论总统还是高级外交官,都具有主权级的象征性——即崔天凯大使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的回答:“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不是某个具体个人。”
在中文世界,仅就各国援助意大利的舆论场合而言,目前能够看到的较多内容指向意大利对超国家组织欧盟的失望,但中国援意医疗队、俄罗斯的医疗物资和古巴、越南等国的对意援助曝光率较高。意大利的主权级公共关系工作和其对主权级资源的短时间精准调度一样,受到了不少质疑。从外国公众的角度看,意大利中央政府发布行政命令的能力有余,而对内将主权力量收拢并精准投放到疫情严重地区的能力明显不足。特别是意大利封城令下,跟进的舆论热点却是措施公布当天意大利全国多所监狱暴动。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封城的同时并未有意大利全国医护力量对重点疫情地区的大规模进驻,即便是中方派出医疗队后。3月19日的中国援意医疗队在米兰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意方代表是伦巴第大区主席,这不得不使人有意大利中央政府缺席之感。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意大利主权级资源直接下沉到疫情防控一线的主权级公共关系素材仍然十分有限。
同一时期,中国-塞尔维亚的主权级公共关系互动引人瞩目,标志性事件有3月1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的对华表述。武契其以总统身份表示“中国是目前唯一能帮助塞尔维亚的国家”,中国医护人员不受塞尔维亚紧急状态期间关闭边境等入境限制。根据新闻报道,当晚中国向塞尔维亚紧急捐赠一批核酸检测试剂盒。这一组主权级公共关系互动的高潮发生在当地时间3月21日19时30分,中国援助塞尔维亚的6人专家医疗队抵达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国际机场,随着专机带来的有中国政府紧急筹集的十几吨的呼吸机、口罩、试剂盒等防疫物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卫生部长、国防部长等多位政府官员在停机坪等候,武契奇与医疗队成员一一行碰肘礼,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感谢,同时分别亲吻了现场的塞尔维亚和中国国旗——国家主权的象征物。这一举动,也必将成为两国关系史上的高光时刻,是话题感十足的主权级公共关系素材。
最后,总结一下。在这样的疫情面前,尽管世卫组织不断呼吁已经有“有效的方案”甚至“唯一有效的方案”解决防控问题,但各国有各国的办法,大家制度不同,主权力量向一线投放的方式方法迥异,再加上政治家的个性等等,使得我们共同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面对同样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打算,大家只是共同面临着新冠肺炎“大流行”,并不打算步调一致。时至今日,国际组织的作用仍然极其有限,民族国家仍然牢牢地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刻不容缓的疫情防控,亟需各国将主权级资源转化为直接行动力,因为无论如何,对任何国家而言,主权级公共关系行为必须有利于国民,人的生命应该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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