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舆情和“景观社会”
时间:2020-01-08

华为舆情和“景观社会”

近来最大的网络舆情,就是华为和前员工李洪元的“251”舆情了。一个明星级大型企业因为某个事件引发强烈舆情,本是一个正常不过的网络现象。网络舆情的情感基调,就是当强弱对峙之际,网友常常同情弱者、批评强者。这就是过去十年总结的弱者即正义的舆情现象。

但此次华为舆情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如此来势汹汹,一夜之间火爆全网,并高温延烧。这在近年来都是罕见的。

我们浏览了多篇影响较大的网络文章,将其观点总结为关于华为的几种“假说”:

一是“反噬说”。认为此前国内民众对于华为的热烈支持,遭遇此次负面事件,引发民意反噬。任正非曾经多次公开反对利用民意。他说过:“千万不能煽起民粹主义的风”;“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是害国的。”

用爱国主义情怀进行企业营销,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利好的时候,登高一呼,万众响应。但是一旦在某个方面开罪网民,围观人群中立马响起倒彩。如同澎湃的巨浪,送你到浪尖,但是一旦没踩对节奏,下一波海浪就会直接葬你于浊浪之下。但迄今为止,网络民意只是就事论事,反噬之说有些言过其实。

二是“阴谋论”。这个论调自从华为高管转发之后,就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它一方面让支持阴谋论的网民进一步确认了看法,但又让反对这种看法的人加速了情感疏离。

近年来,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网络阴谋论渐渐大行其道。国际敌对势力这个因素自然是不能排除的,而且肯定也是经常存在的。但在网络条件下,来自境内外对手的攻击是无时无刻的。但为何我们面对内部的攻击就可以心平气和,而对来自境外的攻击就失去了平常心呢?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逐步适应来自国际的对手攻击。当任何一方主动发起舆论战的时候,他会借助任何工具以实现设定的目标,甚至有可能借助境外的舆论工具。这在近年来激烈的网络舆情攻防战中,屡见不鲜。因此,我们只需要将来自境内外的所有攻击都当做正常的危机,按照危机预案和传播规律进行应对即可。从本质上说,阴谋论也是某种利用爱国主义进行营销的产物,阴谋论就是个垃圾桶,只要把暴露的问题扔进去,就物我两安,万事大吉了。

三是“失心说”,就是华为渐渐失去了人心。但此次舆情的基本诉求是希望华为作为强势公司给一个弱势的离职个体以一定的人性化关怀,并间接指向司法公平问题。舆情爆发至今,我们关注到,更多的文章不过是复述此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并适当点评,并无多少是非曲直的定性。至于说华为失去民心,起码到这一阶段并未出现,除非在接下来华为的应对出现了重大失误。在目前在中美激烈对抗的大背景下,华为作为一面高科技旗帜和民族防火墙,失心之说没有说服力。

那如何理解当下华为来势汹涌的网络舆情?

我们的看法是,华为的这一波舆情,其实是一种新媒体环境下“拟态环境”的效应。

我们为此引入了一个社会学概念“景观社会”,来说明这个舆情现象。

何为“景观社会”?用一个案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很多人终其一生没有出过国门,但是通过旅游博主的照片饱览了整个世界。比如对于巴黎,旅游博主通过十多张或者数十张照片,构筑了自己关于巴黎的基本印象,但是显然这只是巴黎形象的一些片段、数个场景,但是这些照片,对于观众来说,却是关于巴黎的全部印象。就是说,很多人的视野被旅游博主的镜头里的景观局限了,他们镜头里的片段景观,构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全部巴黎。就这样,“景观巴黎”成为了巴黎,虽然它不是巴黎的全部。

如果我们设想,人们和自然、社会之间隔个一个巨大的镜头,人们所看到的景观全部都是由镜头展示的,镜头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如果这个镜头掌握在了一小部分的社会精英手里,刻意通过镜头和景观控制我们看世界的广度和深度,那意味着他们垄断了我们的思维视角和思考能力。这就是法国人居伊·德波出版于1967年的《景观社会》表达的基本内涵。当然,德波的这个概念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和权力批判的色彩,他笔下的景观,首先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大资本阶级统治社会的机构设施,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人的所谓意识被蒙上了景观的面纱,一切人自认为主观能动的行为其实都是被景观导向之后的选择。”

如果我们忽略“景观社会”本身的批评色彩,仅仅借用该概念最浅显的涵义,也即人们认识的社会是被“看到的”景观所操纵、所定义的,那么对于我们认识眼下华为的舆情,具有较大的启示价值。

一旦我们将眼下无数自媒体的观点纷呈的场景当做一个个景观,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华为舆情,不过是一个翻版的“景观社会”。

当下中国,自媒体的数量堪称是个惊人的数字。数千万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绝大多数为自媒体,此外还有众多的信息分发平台开设了公号。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媒体爆发的时代,信息爆炸和碎片化传播,信息海洋令人窒息。这对人类的自由精神,本质上构成一种潜在的伤害。

今天的舆论场,是一个巨大的竞争性的场域,每个人都在争夺话语权,以使自己从纷纷芸芸的意见市场中脱颖而出。对话语权的争夺,不光存在于最普通的自媒体群体中,更存在于各个领域的专家、意见领袖、媒体大V中,他们更有优势获得某个事件和传播现象的话语权、解释权和定义权,为此他们不惜炮制新词、热词,以求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在复杂博弈的舆论场中,吸引大众和媒体的目光。赢得一次至关重要的话语权,具有战略价值,意味着就此成为本领域的名人和红人,那将成为媒体和网络流量的宠儿,随心所欲地影响舆论,调动线上线下的战略资源。

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在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战线上,构成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话语权成败得失,媒体是关键战场,而在把关人失守的新媒体时代,要成功获得关注,那就需要利用新媒体追求新奇、暴力、情色、反转、反读等逼近底线、挑战道德的需求。为此越来越多的话题热点不断攀上新、奇、怪的陡峭悬崖,牵引社会注意力流量,更容易将社会导入极端化的社会陷阱。我们注意到,今天的网络舆论中,越来越多的网络大V、意见领袖,以反建制的姿态出现,倾向于操弄极端、激烈、尖锐的底层逻辑和愤怒话语,吸引社会关注,操纵社会心理。长此以往,理性、健康、正常的观点已经激发不起任何的关注,只有情绪化、非理性和极端化的表达,才能够在话语权的争夺中占据上风。

理性的观点被认定平淡无奇,极端的观点才能赢得喝彩。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极端网络舆论的刺激下,整个社会心理如同被慢慢搅动、终于出现漩涡的深水湖泊,失去宁静,有可能在一个敏感的社会热点面前,酝酿出一场真正的风暴。正是对话语权的激烈争夺,社会的天平变得摇摆不定。

我们考察此次华为的舆情,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对于事件的复盘和讨论,但是很少对于矛盾双方进行是非曲直的定性。毕竟对于绝大多数的自媒体来说,真相难寻,很多桥段不过是口口相传乃至以讹传讹。他们能做的就是趁着大公司的矛盾追逐一轮热点,蹭一波流量,并尽可能地在似是而非的观点中,试图掌握某种话语权。

实际上,华为事件爆发之后,无数的自媒体就陷入了焦虑。如果不能尽快赶出一篇颇有文锋的高韬雄文,就可能失去一次达到十万+的绝佳机会,这会让人相当介怀。

无数个自媒体围绕华为热点开足马力,舆论场就此迎来了一个高爆时刻。表现在朋友圈里,就是华为舆情的刷屏;表现在舆情监测软件里,就是几个关键词的爆炸性传播;表现在网友的心目中,就是华为舆情的空前火爆;表现在舆情分析师的观感中,就是华为负面舆情缠身,华为需要反思……

也就是说,无数自媒体的文章在朋友圈和各大平台上,客观上营造了一种“景观社会”的效果。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被操纵,也无暇思考。密集的信息轰炸的结果,心智被充塞,思维被劫持。

我们今天需要警惕的社会舆论动向,就包括景观社会营造的传播中的“拟态环境”。

所谓的拟态环境,就是媒体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构建了另一个全新的社会。比如新闻对于凶杀案的渲染性报道,会营造出周围环境很不安全的效果,但社会并非如此令人不安。传播和新闻里的虚拟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却会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乃至情绪、心理和社会行动。此观点最早由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的,已经为各个国家的传播现实所证实。

今天的拟态环境带来了一个严重的传播悖论,那就是负面传播带来更为消极的社会后果。恐怖主义深谙此道,他们深刻理解媒体追求轰动效应,于是制造了恐怖爆炸,媒体争相报道,结果就是在全社会引发更大的心理恐慌,恐怖主义因此达成最大目标。恐怖主义深深嵌入了我们的传播基因之中,成为当今社会传播环境无可逃避的宿命。

随着世界绝大多数人口都进入了FacebookTwitter、微信、WhatsApp等软件的虚拟时空里,今天的世界正式进入了社交时代,拟态环境的效应愈演愈烈。专家们已经指出了社交软件带来了群体极化的现象,处于信息分发统治地位的算法推送软件,也会营造信息茧房效应,导致了后真相弥漫和假新闻盛行,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过是拟态环境效应在新的场景和情境中的反复验证。

今天的舆论危机,可能是舆论被操纵的危机,也可能是社交媒体笼罩下的“单相社会”的危机,但是更大的现实危机,是昔日的主流机构媒体丧失了社会责任感,不再以求索社会真相为己任。

新媒体在今天全民娱乐的传播情境中,被默许为这样一种轻佻文体:可以放任地进行娱乐、麻醉、低俗、恶搞和情色,而无需承担责任。当老师斥责的大棒要当头敲下时,你只需狡黠一笑,老师就被催眠了。

传统媒体在转型为新媒体的过程中,抛弃了责任感和道义感,追逐热点,自我放逐,沦为新媒体红海中拼杀突围的普通客户端。我们看不到权威媒体关于华为舆情的重磅报道,他们忙于追逐热点,吸引流量,再也没有一锤定音的公信力声音。

华为的舆情,当然和他们自身的应对不当也有很大关系。比如作为当今”大公司病“的表现之一,就是忽视了网络舆情中的社会情绪和心理管理的策略问题。法务部门的冰冷声明,公关部门的隐身术,高管的阴谋论等,都激化了舆情态势。学会面对网络舆情,并适应来自民众的批评,可能依然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需要学习的舆情素养课。

但当我们跳出华为舆情的漩涡,站在“景观社会”的更高层面,会重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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